清末民初以来中式服装的发展历程
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和变迁。以服装的变革为核心，中国民众的身体形象、自我认同、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均出现了彻底的改观。服装的变迁既是人民日常生活层面不断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及意见人士热衷于争执和倍感焦虑的话题。以服装表达主义者有之，以服装表现身体曲线者有之，反对以制服束缚自由者有之，致力于服装复古者有之，主张全面洋装化者有之，慨叹某些较大尺度裸露的时装有伤风化者有之。但无论多么复杂纷扰，民众的服装生活尤其在生活方式层面却逐渐地形成了既定而又明确的方向，尽管变迁历经曲折，但以下几个方向相互交织而促成的大趋势却日趋显现：一是西装化和类西装款式的普及；二是中式服装的建构实践不断地在摸索中前行；第三，民众服装生活的自由化和时装化；第四，服装的意识形态化和去意识形态化。
辛亥革命前后的“易服”曾经有一个可能的选项便是恢复古代汉人的服装，但其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潮流均使复古诉求不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一是“易服”诉求所积累的张力被“剪辫”运动及其成功所释放，剪辫基本上实现了对清朝暴力统治汉人之身体符号的颠覆。其二，当时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易服”就是脱去满清强加的衣冠，至于换上何种服饰，却未必一定要回归古代，换上西装革履，也是“易服”。第三，积贫积弱的新兴国家，缺乏全民换装的经济实力。第四，若要实现全民换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习俗改革运动，其工程之巨大、之艰难，很难一蹴而就。更重要的则是早在清朝崩溃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西装化的趋势。新生的中华民国实际上面临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的格局，汉服显然无法在和西服的竞争中取胜。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民众服装生活方式总体上出现短装化走向，长袍马褂就有了两个分化的支流，一是从长袍发展出了中式长衫，二是从马褂演绎出各种中式短装。无论是礼服、还是常服，抑或是劳作时的穿着，民众服饰生活以约定俗成为原则，同时也在不断地实践着改良和革新，其中包括对服饰自由化和时尚化的追求。老百姓日常的服装生活中还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其他形态，只是它们太过民俗而没有被服制改革所关注。
如果把中山装视为近现代中国服饰文化之西式服装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那么，现代旗袍便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范例。和人为建构的中山装主要是以权力动员来推广，以及充满意识形态属性的符号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从城市女性的穿着实践中自发产生，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初步发展为背景，并最终由社会各界女性的穿着实践所完成。虽然它后来也被南京政府纳入国民礼服，但说到底，它是基于自下而上的穿用实践，这一点和中山装自上而下的推广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旗袍虽然和传统旗袍不无关系，但它们基本上乃可视为是不同的两种服装。现代旗袍不仅在款式上有很多改良，更有对女性身体的表现而不是遮蔽。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女装的重大挑战，其中内涵着新时代女性反封建，追求自由、自主、自强以及平等、平权的现代意识。之所以说现代旗袍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成功范例，除了它与上述表现女性身体的西方服装思想密切相关之外，事实上它也汲取了西式服装的剪裁技艺。对于现代旗袍，不宜执著地用族别意识去理解。若一定要涉及族属，它应该是在满汉服饰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以西式女装为参照，汲取了西式女装文化的若干要素，而在近代中国以沿海大城市的消费社会为背景所形成的一款中式女装。
中式服装里的长袍马褂、中山装和现代旗袍，在民国时期于特定的礼仪性场合，多少可以满足人们通过服装来表现文化认同的需求。但它们与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那些生活贫苦的人们现实的衣着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内地乡村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日常穿着，事实上很难为上述中式服装及其变迁过程所涵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地走向了“制服社会”。以军装、军便服和中山装为主要形制的短装上衣和西裤，逐渐扩散到全社会；除了各地乡间以对襟短袄和大裆裤等为主流的“民俗服装”之外，长袍马褂和旗袍几乎不见踪影。虽然也有列宁服、布拉吉等为数有限的外部影响，但总体而言，服装生活形成了款式和色彩均很单调的局面。
